见危不救，顾名思义，就是指看到别人遇到了危险，自己本有能力救助却没有救助的行为。虽然我国刑法已经对“先行行为”进行了规定，但先行行为中，行为人只对因自己的原因或规定的原因而引起的危险负有保护义务，如肇事后肇事者对伤者负有救助义务。而见危不救中的危险产生与行为人并无关系，可能是自身发病，也可能是被他人伤害等。因此，见危不救的构成要件包括三点：有人陷入困境；行为人对此知晓并有能力救助；故意没有救助。

实际上，人们是否“见危不救”，主要根源在于利己还是利他。人作为动物的一种，生存是第一要务，天性便是保存自我，在互相竞争与淘汰中繁衍生息，因此利己是天性。但人与其它生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有着极强的社会性。为了保障集体的稳定和生存，人类可以共同贡献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以此来维护整体的公益。比如，我们会制定各种法律，虽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但却保障了整合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因此，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利己和利他始终在相互作用，相互磨合。

在“见危不救”中，如果人们觉得救助伤者的成本高，比如责任划分不清或者给自己造成的损失过大，那么便不会救助。但如果救助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失较小的情况下，更多的人会选择利他。

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对此行为进行明确的规定，更多的还是停留在道德层面的讨论。但不少国家已经在刑法中明文规定了“见死不救罪”，如联邦德国刑法、法国刑法等。在如此高压的法律震慑下，行为人很少会触犯法律而漠视他人的救助。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他国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事实，比照相关类似的法律条文，如紧急避险，审慎地设立“见死不救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一条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二者的区别在于：紧急避险的行为人主动采取措施去保护他人或者自己，见危不救的行为人对此却持消极态度。虽然二者的主观意识是不同的，但见危不救却可以借鉴紧急避险在限度上的要求，即如救助的利益大于不救助，则周围人有救助的义务，如救助伤者会对周围人产生更大的利息损失，则周围人可以不进行救助。这既满足人们的天性，也保障了社会整体的顺利运转。

“见危不救”带来的后果往往都是严重的，不可逆的，如若纵容这种思想蔓延，必定会造成道德素质的下滑，也会使社会的和谐稳定受到威胁。我们应该从法律层面确认此种行为是不被接受的。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法律的更高要求。法律是他律性的管制，道德是自律性的约束，当个人的约束不足以控制事态的发展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法律就应该介入其中，通过强制力手段把与社会价值观相悖的行为扼杀在摇篮里。

虽然“见死不救”入刑还有许多亟待考虑与推敲的地方，但相信通过学界与社会的共同努力，法律与教育双管齐下，定能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