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解放后于1996年出版的《德庆县志》，《大事记-民国三十八年（1949）》记事中有如下一段：“6月，政府当局武力镇压进步人士。10日以通匪嫌疑罪逮捕县立中学教师2人。继之又逮捕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的青年5人。至7月25日，再逮捕进步宣传品邮件收件人斌山中学教师1人。引起全县震动，城镇晚上无行人。”

温伯埙先生和他弟弟温仲篪就是上述记事中被逮捕者中两人。温伯埙先生于1949年6月间被捕，1991年4月，他把这解放前夕的白色恐怖事件写成《铁窗三月》。这事件发生至今已七十二年了，《铁窗三月》写成至今也已三十年了。他认为“历史事实值得追忆，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温伯埙先生于去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终年九十三岁。他女儿温梅樱在整理父亲遗稿时，发现其父的《铁窗三月》并送了笔者一份。

《铁窗三月》是当年那事件的详细记述，笔者将以该稿原貌分几部份发表，希望更多人分享温伯埙先生这珍贵回忆。（陈世汝撰）

青年温伯埙先生

温伯埙先生和弟弟、妹妹

（一）第五个被捕者

1949年上半年，我在广西梧州建道圣经学院（基督教宣道会主办，设在梧州三角咀白鹤山顶）读书。6月中，放暑假。

我母亲上一年春患重病，一病不起，瘫痪在床。为人子者，归心似箭，未放假即收拾好行李，一放假就搭夜船江梧渡（花尾渡，走梧州至江门航线，货运为主，也搭客）返德庆。

我6月16日深夜搭船，到德庆时已是17日凌晨。将离船时，我才记起遗漏在床位后面货架上的油纸伞，正想转身回床位去拿，驳艇已拍大船，船员催促下船，我只好放弃了拿油纸伞的念头，拿着行李落驳船（如果我回头拿油纸伞落了江门，也许会避过三个月牢狱之灾）。

船靠码头时，将近天光时分。在朦胧的灯光下，看见码头警戒森严，码头口用竹木搭成疏栏闸门，中间留出一条小通道，两边有军人把守，上落旅客都要检查身份证和行李。检查别人时并不认真。但检查到我时，突然认真起来：几支长电筒的电光焦集照着我的身份证，又上上下下照着我，还要我打开行李检查。在检查我的人中，有个叫做梁存善（“仔”字比“存”字少一画，在德庆县立中学读初一时，同学戏称他“梁仔善”），有个叫做王锦鵰（花名“牛王狗”），是我认得的。检查过后，不让我走，叫我站到一旁，让后面的旅客草草检查后陆续上岸，几个大兵守在我旁边。我的心脏狂跳，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让我走呢？

全部旅客上岸后，他们要我拿起行李，跟着他们走。我被七、八个大兵押解着，他们头戴钢盔，手持上了刺刀的美国冲锋枪。我拿着行李和一个藤箧的书，被押到东豪西街的康州旅店。

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出狱后知悉，当时是军警联合检查站驻地。我被押上二楼，到了后座，在面向西江的大厅停下来。大兵叫醒睡在床上的人。那人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检查我的身份证，问我姓名和从哪里来，又将我的行李再检查一遍。然后到墙边用挂在墙壁的军用电话机打电话。我听见他告诉对方，要抓的人抓到了，他“哦”了几声之后说，“我即刻将人解过去。”

那人吩咐押解我的士兵把我捆绑起来，我被用粗麻绳打好的套结首先从头向下套住颈项，接着左右手臂被绳绕了几圈打上结，再被用力向后一抽，手被反剪到背后，左右手腕被交叉起来并被麻绳绕了几圈，最后我感觉到在背脊中心位置打了一个总其成的偌大的结。

与我被捆绑的同时，那个睡眼惺忪的家伙已洗漱完毕，穿好军装，并佩戴好手枪。他指挥那些大兵押我下楼。

七八个大兵，有两个在前面开路，有一个手执着捆绑着我的绳索，走在中间，有两个分别拿着我的行李和藤箧（里面装的是书籍），那个佩戴手枪的走在后面押阵。

我不知道押解到什么地方，只能跟着前面的大兵走。这时天色已亮，街上有稀疏行人，店门开处，有人出来看见士兵押着犯人走来，驻足观看。走在前面的大兵斥喝行人不得走动，不得观看。行人畏惧地闪到路旁，开门的迅速把门关上。那时还早，宵禁站岗的士兵还未撤岗，经过的路口，如东门口、宝盖亭、康帅街口，军人还在站岗。一片白色恐怖，杀气腾腾。

我被押解到位于康帅街的梁伟堂屋。这是一处大宅院，主体建筑是一座前后两进、上下两层的西式楼房，周围还有很多附属建筑。那时是广东省保安第二师第四团团部驻地（1949年11月底，德庆解放，梁伟堂屋一直是中共德庆县委会所在地，笔者在县委会工作，在此居住六年之久，对此大宅院较熟悉）。这座院落，光线很差，如今戒备禁严，更加阴森可怕。我被押到大屋西边走廊，被吆喝站住，我的行李、书籍被摔在地上。过道一角散乱地铺着禾秆，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也被捆绑着。

大约8点多，我被捆绑着带去审问。审问我的那个人约莫三十多岁，身材矮小，穿起军装也没有多少威武气慨，我听见屋里的人叫他“黎副官”。有两个人在他旁边作纪录。

这“黎副官”问了我姓名、年龄之类的问题之后，突如其来问我：

“你做什么生意？”

“我没做什么生意。我在梧州读书，昨晚放假回来。”

“你不要不识好歹。你们来住的信件都落在我们手上。”早就听说过国民党的邮政检查，抄检书报、邮件，现在他们毫不掩饰地承认了这个事。

他逐步露一些底，问我是否认识韩炜嫦、梁中民、梁健国等。我答有的是朋友，有的是旧同学。

审问我的人翻阅着用“十行纸”（解放前惯用的一种公文用纸）写的一大叠东西，一边翻阅，一边问话。我想瞟看写着什么，但没法看到。

审讯我的人又恐吓，又诱骗，审不出什么，结束了审讯。

后来才知道，我是第五个被捕者。

审问后，我仍被带回那个禾秆堆。

我放暑假回家，在码头突然被捕，全无心理准备，思想混乱，起伏翻腾，但尚可理出思路：首先要把我现在的处境告诉家人，让父亲知道我在哪里，好营救我。

我想起读小学时老师讲的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的故事，孙中山从囚禁他的房间天窗抛出纸条，他的老师康德黎收到后设法将他营救出来。我想将我现在的情况写纸条或传口信告诉家人，但看守我的全是讲外地口音的军人，连炊事兵也不是本地人，我一筹莫展！

中午，给我和同囚的伙伴拿来糙米饭和大头葱菜。食饭时，我同他交谈，知道他姓梁，马圩人，被抓进来几天了。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帮助，但他自己也无能为力（解放后，才详细知道同囚伙伴叫梁家祥，德庆马圩人，还是我父亲朋友梁老八的弟弟。民国年间，他祖父在马圩开祥发，在德庆县城开益发，经营苏杭布疋。抗战初期，怕日机轰炸，益发歇业，店铺空置。1948年德庆“二·二八”武装起义后，梁家祥作为游击区的地下交通员，以益发为落脚点，来往于德城与马圩之间，带信、带物资。1949年夏，有一批西药从香港带往游击区，藏在益发中转，被特务侦知，到益发搜查，梁家祥将西药投进沟渠，被搜出，梁家祥被捕，后被营救出狱）。

好不容易捱到傍晚，天还没黑，蚊子成群飞出来叮人。

（二）被押解到肇庆

天黑了，大厅点起了煤气灯。屋宇空荡，灯光昏暗，人们拿着手电筒辅助照明，在屋里屋外进进出出，人影幢幢，人声嘈杂，刺刀寒光闪烁，好像有大事将要发生。

我坐在禾秆堆上，呆想着今晚漫漫长夜，如何度过。这时，几个士兵走过来，喝令我把东西包扎好。

一会儿，在暗淡灯光中，看见几个士兵押着一个被捆绑着的人进来，在掩映的灯光下，可看出是梁建国，她被吆喝站着不动。

一会儿，又看见几个士兵押着另一个被捆绑着的人进来，在掩映的灯光下，可看出是韩炜嫦。被吆喝站在离梁建国稍远的位置。

又一会儿，又有几个士兵押着一个被捆绑的人进来，在掩映的灯光下，看见那人很高很瘦，穿着一件白衬衣。最初我记忆不起是谁，后来记忆起来了，是梁中民，是六、七年前我读初中一年级时比我高一级的同学，是梁建国的堂兄。他被吆喝站在另一个位置。

又一会儿，又有几个士兵押着一个被捆绑着的人进来，在掩映的灯光下，我看出是我的弟弟温仲篪。我惊呆了：我两兄弟都被逮捕，我父母会怎么样，我那因重病卧床不起的母亲会怎么样，我两个年轻幼弱的妹妹会怎么样。我以为因自己同大家组织读书小组，互借进步书籍阅读而引致大家被捕，现在给大家招来如此无妄之灾，十分懊悔（当时我不晓得是因印发传单而被逮捕）。但与梁中民有什么关系呢？他又没有加入我们的读书小组，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被分隔在大厅、天井不同的位置上，不让接近，不准互相讲话。

大约八点钟左右，我们被押出梁伟堂屋的大门。押解我们的军人头戴钢盔，手持上了刺刀的美国冲锋枪，在黑暗中，看不清究竟有多少人。前面有开道的，左右两旁和后面有押解的，我们被夹在中间，每人后面都跟着一个士兵执着我们背后的绳索。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只能跟着走。有一刹那，我曾闪过是不是拉我们去枪毙的念头。也曾听过国民党反动派深夜秘密处决人犯的事。后来想，叫我拿上行李和书籍，按理不会叫人带着行李和书籍去枪毙吧。于是去掉拉去抢毙的念头，跟着前面开路士兵走[当时不止我有这个“被拉去枪毙”的想法。近年我多次见到德庆县城龟背街潘家大屋的潘大汉，他说，1950年，他与梁中民在广州读军大，梁中民曾对他说，1949年6月被逮解到肇庆那一晚，押解出梁伟堂屋之后，如果向北行，就死定了（德庆刑场在城北的荒山野岭），好在是向南行，还有生路]。

从梁伟堂屋出来之后，我们经过下面几条街道，一直被押解到码头：出门后从康帅街西行，到纱帽塘角转南出十字街、龟背街，到下马亭转东进入城隍庙街，经过文明关，出张雅塘街，到张雅塘角转南入公路街，到码头。

那时约莫八点多钟，天气酷热，很多人在门前乘凉，街上行人很多，见押着这么多人经过，驻足观看，都被士兵斥喝“番埋去”、“不准看”，杀气腾腾，如临大敌。

我们被押到码头等船。

我还弄不清被捕的原因，我想同我们看被当局查禁的书有关。我这次从梧州带回德庆的书，有些是香港民主出版社出版的禁书，这些书就是我们的罪证。我想，如果消灭这些罪证，可以减轻罪名。我准备上驳艇时有意靠近船旁，暗中把装书的藤箧的铁扣打开，让书掉到西江河里。上驳艇时，我真这样做了，但藤箧的盖没有打开，书没有掉出来。原来那种藤箧除了中间的铁扣外，左右两边还各有一个藤扣。我被绑着手，右手提着藤箧，只能用同一只手的手指暗中打开铁扣，没法打开两边的藤扣，所以藤箧的盖没有打开，书未倒掉。

下航的船来了，我们被押上大船。上落的旅客都惊异地看着我们这班青年男女“犯人”。

在大船上，我们各人坐的位置比较接近。深夜，押解我们的人看管比较松懈，我们交谈比较容易。经过交谈后才知道这段时间所发生事情的大体情况：

梁中民放暑假，肇中进步老师授意他回德庆组织人力印发传单。没有油印机，到德中偷取。传单用“德庆青年协进会”名义印发。韩炜嫦去肇中教师曾鲁人、杜一飞处取第二次传单。传单说“天亮了”，喻意即将解放。韩炜嫦写信告诉温伯埙，说最近做生意，生意几好，暗喻印发传单进展顺利。事情败露，韩炜嫦、梁中民、温仲篪、梁建国四个人被抓了。谁被先抓，谁被后抓，一时弄不清楚。而我，是第五个被捕者。韩炜嫦、梁中民受了电刑。

我告诉大家，我是从梧州返德庆，今天凌晨江门渡到德庆时在码头被逮捕的。那么，我是第五个被捕者。

原先我以为被捕的原因是我组织大家读进步书，如今知道是因为散发传单，我内心减轻了自责和内疚。我对大家说，我虽然没有参与散发传单，但与大家一同经受痛苦才觉心安。

在船上，韩炜嫦说，审讯她的人要她明天一到肇庆就带他们去捉杜一飞。

梁中民说，反正事情已经大白，如再审讯，叫大家把印发传单的事往他身上推，他则把事往杜一飞身上推。

（三）回到起点

在船上，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只知道笼统的情况。具体情况，是在出狱后综合各方面情况才知道的。而印发传单的发轫情况，则是事发五十八年后见到梁中民之后才清楚的。

2007年7月23日，我去广州华南农业大学探访梁中民，他把他的一份申诉书复印件送给我。申诉书这样写道：“46年秋至49年秋，我在肇庆中学高中读书时，思想表现进步，曾被肇中地下党培养并吸收参加地下党支部所组织的各种活动。肇中地下党支部五人，与我联系的支部负责人刘鉴廷同志是粤中纵队新高鹤支队派到肇庆中学以加强党在肇庆地区学生工作的党员，他的工作直接受欧初同志的领导。”

申诉书叙述了1948年冬肇庆中学罢课护校运动之后写道：“49年5月，在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的革命形势下，西江各级中学停课疏散学生。分别回乡时，刘鉴廷同志与我相约了秘密联系的化名和地址，指导我回德庆继续进行地下宣传工作。他曾两次寄给我革命传单在当地秘密印发，一次是通过化名与秘密地址直接寄给我，一次是寄给历史老师曾彬昌（原名曾鲁人，当时是地下民盟西江地区特派员） 转来给我。传单内容是宣传解放军入城政策，号召群众起来迎接解放。”

1949年5月，梁中民从肇庆中学返回德庆。在肇中读高二的冯棪，也返回德庆。

梁中民、冯棪回德庆后，筹划印发传单。梁中民首先找到堂妹梁建国。当时梁建国与韩炜嫦、温仲篪、温伯埙、陈健芳几个人经常来往，互相交换进步书籍阅读。梁建国联络韩炜嫦、温仲篪参与印发传单。

印传单没有油印器，6月初的一个晚上，梁中民、冯棪、梁建国到德庆县立中学（设在香山），由梁建国打望，梁中民、冯棪从窗口进入校务处，窃取油印器（德庆县档案馆有一份资料，1949年6月11日德庆县立中学向德庆县警察局报案：六月五日油印器失窃）。第一次传单在梁中民屋印刷（事件肇始情况，毫无疑问，梁中民的书面记述最权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