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4日，已经杀回上海一月有余的军统在上海杜美路召开了一个“上海办事处纪念周会”，当时能进来的几乎都是国民党有头有脸的特务，但令人意外的是还有一个叫李时雨的前汪伪政权要员竟然也受邀参加了。

而在主持完讲话、自由发言的时候，军统头子戴笠却突然主动发问：“哪个是李时雨先生？”一听这话，刚还喧闹不停地会场瞬间鸦雀无声，而李时雨先是一惊，随后站了出来，平静的作答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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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看了一眼李时雨，接着说：“我知道你，余详琴同志（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说过，你很能干，打入汪伪中央为党国做了很多工作。”听到这话后，李时雨赶紧接过话茬，谄媚地说道：“那是戴先生整体上领导得好呀！”

很显然，戴笠很喜欢这样让人舒服的恭维话，之后一脸愉悦。而在场的大小特务们看到这一幕都对李时雨刮目相看，认为他明面上虽是汉奸，实际上是戴笠的亲信特工。但孰不知，其实李时雨二者都不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中共特工。

只是这个身份，由于工作的需要一直未公之于众。1949年4月29日这天，李时雨顺利抵达北京，得到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刘少奇的接见。

当目睹眼前这个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的青年人安然无恙之时，刘少奇感慨不已，之后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对他讲：“我在中央北方局当书记和在新四军当政委时，经常得到你的重要情报。你一个人顶三个师，在敌人心脏整整战斗了18年，今日得以凯旋，我看是个奇迹。”

直到这时，世人才知原来这位在汪精卫政府担任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之后又成国民党军统少将的“大奸大恶”之人，竟然18年前便是共产党。而且他在潜伏期间颇为传奇，先后得到陈公博、戴笠的器重，这些“大佬”至死都不知道李时雨的身份，这也难怪刘少奇主席会发出如此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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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李时雨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自幼酷爱读书、正义感爆棚，尤其喜欢《水浒传》，也正是因为对书中“及时雨”宋江杀富济贫的行为感到钦佩，才改名为“时雨”的。

16岁那年，他来到齐齐哈尔省立一中读书。但随着1925年“五州惨案”爆发，身为学生的李时雨投身到学生运动，并参与游行示威后，学校遭到当局针对，最终被迫解散，而李时雨也回到了家中待业。

虽然在省城读书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他的思想、认知却得到了升华，尤其是投身革命运动的那段经历完全改变了他的世界观，革命的种子已经在他的心中萌芽。

在后来，李时雨成功考入了当时的知名学校——天津南开中学，这所学校之所以知名，是因为很多进步人士都曾在这里学习或者是任教，而他便是在这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林枫（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正是在其的影响下，李时雨第一次接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1931年，李时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九一八事件”爆发，身为一名黑龙江人，对于故土的沦陷非常痛心，他毅然“弃文从武”，在次年从华北赶赴到哈尔滨前线，组织抗日武装工作，打击日寇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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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当时东北事态过于复杂，抗日队伍举步维艰，李时雨在失败后，很快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批准回到华北复学。1934年，李时雨从学校毕业，组织上考虑到他共产党身份并没有暴露，加上他的同乡兼好友，时任张学良警卫处主任的张学孟在东北军任要职，就安排他打入东北军内部。

之后他在地下党组织、故友的帮助下，他得以到西安“剿总”第四处担任中尉办事员，自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八年的地下潜伏生涯。

由于当时张学良与中共关系密切，因此李时雨在东北军行事并不困难，他经常会借助闲聊的功夫，在军中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会积极策动、加强东北军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西安事变能够成功，李时雨在隐秘战线上的助力不小。

1937年3月，东北军几经辗转来到苏北，整编改组后成立了“绥靖公署”。而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此时的李时雨则离开东北军，被党组织安排去了天津，在这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日军占据天津后，在这成立了一个由日本扶植的“治安维持会”，而担任总务科长的吴光弼是李时雨在西安“剿总”时期的老朋友，经他举荐，李时雨当上了日伪天津高级法院检察官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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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期间，李时雨利用职务便利帮助组织做过很多事情——比如在抗战初期，党组织在天津购买了一批电台机械和马达，但是如何运输出去成了一项问题，于是李时雨便用伪法院的汽车找借口将电台成功运了出去。

除此之外，他还成功营救出中共党员冯骥。天津沦陷前，冯骥便因涉及“共产党案”被关押在了天津监狱，而李时雨身为检察官，自然能轻而易举地接触到冯骥的档案。

随后他找了一个机会，将冯骥的档案卷宗全部销毁，最终法院也只能认定他有共产党嫌疑，但无法定罪。而定不了罪的话去，事情就不难了，后续经过他的全力斡旋，冯骥最终被无罪释放。

1939年8月，大汉奸汪精卫为了准备在上海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派人到日统区网罗出席会议的代表，组织认为这是一个搜集情报的好时机，便把李时雨派去参会，而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汪伪政权的核心。

1940年3月2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而此时的李时雨作为曾经“国民党六大”的代表也深受重用，被任命为中央立法委员、法制委员。对于此次赶赴南京就任，党组织也给予了李时雨极大的支持，鼓励他说：“你具有开拓者的才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显身手，为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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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法治委员，李时雨当时是直接接受中央立法院院长陈公博的管辖。陈公博是一个极其多疑的人，从不会轻易信任别人，但通过与李时雨接触后，他慢慢放下了警惕，还把其当成心腹重用。

而之所以会被“骗”过，还是由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李时雨的演技太好了。当时在第一次被陈公博接见，于交谈的过程中面对各种询问之时，他都是表现得有礼不卑，极其谦逊，让陈公博感到很舒服。

而第一次见面，就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外加上李时雨业务能力超高，的确拥有真才实学，因此在没有抓到任何疑点的情况下，陈公博即便再如何老奸巨猾也不得不信服李时雨了。

当然李时雨能够在汪伪政府站稳脚跟，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对他的帮助也很大。莫国康对政治有很强的掌控欲望，一直都想要拉拢一批人在汪伪政权中形成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在看见陈公博对李时雨赞誉有加后，很快就与李时雨“攀上关系”了，自然对李时雨在立法院的工作也会极力给予便利。

1940年，陈公博兼任上海市市长，而李时雨也凭借着陈公博的“东风”调到了上海担任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一职。此时的李时雨借着身份与职位这两个名头，给党组织输送了大量汪伪政权的机密文件。

两年后，陈公博因不满原军法处处长的工作，撤了他的职务，然后转头把李时雨扶了上来，还授予了他少将军衔。爬上这个位置后，李时雨大权在握，成为了整个上海滩都极其显赫的存在。

——他依靠手中权力不仅给党组织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保护、给上面输送沦陷区的敌情材料，还利用极其巧妙的方式暗中锄奸，当时死在他手中的汉奸、叛徒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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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一直不湿鞋的，李时雨夫妇在北平的时候曾与共产党人何松亭走得近的情报后来被日军知晓了。于是1944年4月的一天深夜，北平日本宪兵队突然闯进李时雨在上海的家，在搜查证据无果后，便把李时雨的夫人孙静云带走。

而在李时雨受到怀疑后，陈公博与上海宪兵司令部亲自出面给他做保，外加上其夫人孙静云在受到刑讯逼供后仍不松口，最终北平日本宪兵队没能找到确凿证据，只能不再找李时雨麻烦，让他得以逃过一劫。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身为国民党“先遣队”的军统特务也陆续回到了上海滩，此时李时雨的身份就显得很尴尬，毕竟在当时的背景下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面临戴笠接管后的大规模“肃奸”，到底是选择深度隐蔽，继续潜伏在上海？还是去解放区，等待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就在此时，李时雨的旧友、如今已是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的余详琴找到了他，并要求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而是跟着他干——毕竟李时雨在上海地区深耕多年，在汪伪政权警察系统内颇具影响力，余详琴需要李时雨拉动警力为其工作。

李时雨与党组织考虑到打入军统内部能够获得更多的重要情报，便说：“我愿意跟着详琴兄干！”余详琴听完后大喜，表示不仅会帮李时雨把汉奸的名号摘掉，还会让他在军统中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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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也是说话算话，没过多久便将李时雨过去的履历打造成了一个潜伏进汪伪政权的特工，让李时雨以“党国特遣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进入军统工作，之后便发生了我们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开头的见面，让戴笠对李时雨有了好感，因此在余详琴极力推荐他担任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之时，戴笠很快便同意了。之后李时雨像之前一样，经常利用职务之便，筛选出有价值的文件透露给党组织，让党中央了解到更多的军统机密，以便防备。

不过在军统中待的时间长了，也有人对他产生了质疑，因为李时雨身为二组组长却经常不上班，只是隔几天去看文件，可以说是对军统的各项行动都极其不上心。

虽然李时雨当时给出的解释是：以前是搞刑事案件的，在这方面工作无线索、又无经验，但这仍然不能让大特务沈维翰信服。

后来沈维翰开始私底下调查李时雨，最终得知李时雨的弟弟李春芳，还有妻子孙静云都曾因有“通共”嫌疑被逮捕过，这不得不让他怀疑这位从来不干实事的国民党少将，是一位隐藏在军统内部的共产党特工。不过他也清楚自己没有处置李时雨的权力，于是便把他发现的情况汇报给戴笠，希望戴笠能够同意逮捕审问李时雨。

在一开始，戴笠收到电报后也是将信将疑，于是立即向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打听李时雨的为人，但戴笠并不知道李国章其实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出面说了一些好话后，戴笠就立即否决了沈维翰的请求。

当时在复电中是这样说的，即：李时雨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工作很出色，我很了解。他参加本局工作成绩如何？须详查再核，不可逮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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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戴笠保了李时雨一时，却并不代表他完全安全了。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后，军统内部出现权力真空，派系之间的倾轧凸现，党组织在获悉李时雨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军统可能会随时逮捕李时雨之时，立即下令：指示其到东北找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由他分配工作。

可是就在李时雨准备乘机离开的前一天，军统特务抢先一步将其逮捕，之后把他关押在上海南市车站路的军统看守处里。在狱中，军统特务们多次对他进行毒打，甚至连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也几乎都用过，只是李时雨一直没有屈服。

在被关押了数月后，由于始终未曾侦查出“异党”行为，加上外面的同志与朋友找关系、托人进行疏通，李时雨的案卷被送去了上海法院。不过由于军统的施压，上海法院最终判处了李时雨7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

后来随着国内战场上国军节节败退，国民党当局迫于经济窘迫，无奈之下只能“顺应民意”释放了一批有期徒刑15年以下的罪犯，而李时雨也得到了释放。1949年2月，李时雨被释放的消息通过上海市相关报纸报道后，党组织第一时间派人联系上了李时雨，并安排他与接头人张执一见面。

当时在上海即将解放前夕，当地很多企业家并不知道共产党的政策，认为共产党来了后会毁掉他们的一切，于是迫切想要搬走资产与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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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刚出狱不久的李时雨临危受命，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以申汇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继续潜伏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重心便是宣传我党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做好知名企业家与金融界上层人士的思想工作。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说服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同时也引起了军统特务的注意。为了避免李时雨再次被捕，党组织决定让他迅速离开上海，绕道香港，抵达北平。

1949年6月，李时雨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全部秘密情报，用线装古书伪装起来，之后交给了中共军委情报署署长李克农，也算是对自己的卧底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年的10月1日，在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李时雨作为地下工作者的主要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之后，他还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担任过要职，直到1999年12月28日，于病逝北京，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