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咋的，多年来我对汉魏十三品中的《石门铭》，一直没看上眼，从未临习过。这次到汉中见到原石，摩崖巨制，雄浑朴厚，高175厘米，宽215厘米，洋洋洒洒七八百字，如山风海涛般涌来，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回来后，立即投入《石门铭》的学习与研究。

这是块少见的石刻署名作品。北魏永平二年（509）刻。梁秦州典签王远（太原郡人）书写，河南郡洛阳县刻工武阿仁凿字。魏体楷书，正文二十八行，满行二十二字。小字题记还有六十余字。文字内容记述了汉、梁二州刺史羊祉重开褒斜道事。原石位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六十年代因修石门水库，被整块完整切割下来，现存放在汉中博物馆内汉魏十三品陈列馆。

清代以后此刻名声大震，我看得力于这二人。一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石门铭》，同《爨龙颜碑》、《灵庙碑阴》并列为三大“神品”，评此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若瑶岛散仙，骖鹤跨鸾”，为之布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按此说，北碑名品千百种，只能屈居这些神品之下。再就是民国大家于右任，吟诗明志 “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此诗流传甚广。康、于二人一代宗师，平生建树多多，书法更是以碑名世，是先、后碑学的扛鼎人物，既是倡导者，更是践行者，尤其是二人书法都受到《石门铭》的深刻印象而有大成。不用说康有为，就是他的女弟子萧娴也把《石门铭》学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如此钟情于《石门铭》，使我等后学不敢轻下结论，贸然置评。以至于多年来我虽理解不了《石门铭》，未能走近它，但心存敬畏，敬而远之。

如今是探觅一番的时候了。余多年来与北碑走得较近，这属于自己一直欣赏的书风。对《二十品》等名作以及墓志小品，常临常习，时有心得，可独对《石门铭》视而不见！这次，我是有意识地走进来。

先联想一下书作人王远。历史上虽无此人太多记载，但他敢于堂而皇之在此巨制上署上官职（太原郡典签）及大名，应是当朝的擅书之人。东汉名隶《石门颂》，就矗立在石门内壁《石门铭》的对面崖壁上。想那王远，虽祖籍在山西太原，但书丹时已在汉中几度春秋，想必受到汉隶的熏陶，深得《石门颂》之笔法妙趣，此“铭”书带有“颂”之身影，是自然而然之事。东汉绝品《石门颂》（我心目中的至尊书法）矗立于石门，而二三百年后，《石门铭》再现于石门，不弱前朝，足见王远非庸常之辈。虽说二刻一是汉隶，一为魏楷，属于两个书体系统，但我敢说，二碑一脉相承，神韵互通，精华同在，相互映照，光耀古今。

再说说书刻的环境兼及刻手武阿仁。在石门褒斜山谷绝壁摩崖上书丹、携刻，决非深居书斋悠闲作书，窗明几净，良纸佳墨，一挥而就。这里却是山高林密，风涛滚过，谷底浪花轰鸣，凿刻地点陡峭难立，书写之人倚崖就势，在凸凹不平的石壁上挥毫，可想像之艰之难。不曾想到，居然能写出了这件魏楷传世之作。而洛阳刻匠武阿仁，岩上奏刀，技法娴熟，于绝壁山巅奏响刀笔欢歌，恰与书丹者珠联璧合，再现了书法神韵。

《石门铭》以富于笔味见长，能做到这一点，便是刻工绝妙之所在。笔味随行笔的转折、收放、偃仰、向背而形成，笔沉则划深，笔轻字划浅，深则粗，浅则细，不能均匀着力，一笔都难规整，硬是刻出了维妙维肖，尤其是高难度的涩笔，给人以顿挫沉郁之感。这样的效果，用刀刻极好地诠释出来，非有极高技艺难成，尤其在硬度极高的石英岩上奏刀，更显出功力非凡，足见武阿仁也是高人一个。人们在欣赏《石门铭》时，往往沉醉于书法艺术的品评之中，以至于忘却了眼前的石刻实体，这是观者已然进入了艺术的微妙之境，这正是书、刻者高超技术所形成的。

再次，谈谈《石门铭》的书艺特色。此作以圆笔入揩，与一般方笔写碑拉开了距离。圆笔起运，笔画呈圆浑之状。一定受到汉隶圆笔成字之影响，点划虽圆融而意态自如，起伏不大但涩劲有力，楷势皆备但隶之形影相随，笔法活泛又不失宽博大气。这就迥异于北朝诸方笔碑，以平淡简和脱颖而出。我认为这正是《石门铭》的独到之处、特有魅力！

最后，想说说《石门铭》的书体变迁之功。既是由隶变楷的过程，又出现了楷书向行草转化的前兆。此时汉隶式微，楷书以简洁且有力度的新体呈现于世，是北朝书体变迁的大趋势。《石门铭》也不例外，虽带隶书痕迹，但已是楷书形态，楷体技法完备，当然这仅指魏体楷书而非唐楷。还须看到，《石门铭》风格韵致上隐现了草书的因子。它的灵动、流畅、跳跃、跌宕，与峭拔的一般性的北碑墓志不同，更与森严的唐碑大相径庭。说此铭已然开行草先河的说法似乎过了些，但其中已闪烁出行草的某些特征，倒可以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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