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之才不在张居正之下，高拱亦有机会将张居正排挤出阁，这对昔日的同盟好友在权力面前终究是走向了对立面，高拱输就输在心软口直，在占据优势的时候没有排挤张居正，在局势骤变之时选择了针锋相对，最终败在了权谋高手张居正的手上。首辅与次辅是天然的竞争对手，张居正又岂是甘居人下之人？若是高拱继续担任首辅，声名未必在张居正之下，可只有胜者才有机会继续书写历史。

相比于奸相严嵩，扳倒严嵩的徐阶，实施改革的张居正，高拱似乎名气要小一些，但在整个过程中，高拱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论是严嵩当权时期高拱对裕王（隆庆帝）的教导与坚守，还是隆庆时期开始革新，高拱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在大的方向上来说，张居正与高拱是一致的，都是要通过变革来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二人都崇尚经世致用，忌空谈。在高拱第二次入阁后，就已经做了几件大事，为张居正的改革打下了基础，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高拱促成了“俺答封贡”可谓是大功一件，缓解了北部边防的巨大压力，明朝每年用在边防上的开支就足以花掉一年的税收。高拱并没有因此而放下戒心，而是居安思危，整顿边备，加强力量，以后的几十年内，边境都没有大忧。高拱以阁臣的身份监掌吏部，整顿风气，选用贤能，充分展现了其敢于任事，大胆革新的魄力，这也是张居正帮助高拱重回内阁的一大原因，接任徐阶继任首辅的李春芳并无革新的魄力与能力，在大方向上，张高二人是一致的。当然张居正也有他的私心，想要借助高拱挤走内阁里的老家伙们，当时的张居正，政治资本还远不如高拱。

一般阁臣不能兼掌吏部，否则权力过大，但是隆庆是十分信任这位老师的。隆庆比较信任阁臣，尤其是高拱，很多事情都是让内阁放手去做，不过多干涉。有人弹劾高拱，隆庆是向来不听的。高拱和张居正能办成诸多大事，离不开皇帝赋予的权力，隆庆信任高拱，万历初年根本就没有执政的能力，全凭张居正裁决，二人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天给了他们最好的机会，他们也以天下为己任，风云际会，终成一番事业。

张高二人都是实用主义者，高拱看到了官场的一大弊端，皆以进士出身为荣，而且升迁也是优先考虑进士出身的官员，可进士毕竟是少数，地方州县官员中有很多举人，人皆以州县为末职，往往考到高龄仍不中进士的才愿意接受州县的官职，而州县官员是施政最重要的一环，让一群年纪大，看不起州县官职，一心想做高官的人担任，又岂能办好事？所以高拱取才不以进士，举人的出身为标准，而是以实际的政绩，且提高官员对州县的重视程度，在州县任职时间要长，过段则无法真正办实事，政绩斐然的官员可越级升迁。不以贬谪的官员担任州县的职务，从认知上告诉百官，州县是重要职务，要用贤能的人，而不是贬谪之后的去所。

高拱作为一位官员来讲，是十分优秀的。但从自保的智慧上来讲，其过于高傲跋扈的性格则是十分致命的。从为人上来讲，高拱是更为磊落的，张居正则是更善权谋。二人嫌隙越来越深，权力之争向来是一山不容二虎的，当高拱占据上风之时，他并没有趁机排挤张居正，反倒是帮着张居正把事情压下去了。究其根源，高拱还是认为张居正可以和他继续实施改革大业。张居正在改革上是不含糊的，只是，他希望的是由他主导的改革，而不是作为高拱的副手，在这一点上，张居正更加坚定，也更加不惜代价。

高拱一句“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被冯保改成“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张居正太懂小皇帝和两宫太后在想什么了。此话一出，给幼小的万历留下了心理阴影，即使是在张居正去世后，万历进行了清算，也仍然没为高拱平反，给予应有待遇。直到万历三十年，才赠高拱为太师，谥号文襄，荫其子。在高拱刚离开的时候，冯保又策划了王大臣事件，想要置高拱于死地，但在杨博等人的周旋下，救了高拱。待高拱去世的消息传来，张居正也是真的悲伤，怅然若失，这并不矛盾，也不是虚伪，而是人性本就复杂多面。作为对手，有输有赢，你死我活。可作为志向相同的昔日盟友，一位心怀天下，才能卓越的士大夫去世，为之悲伤亦是真情实感。自古以来，英雄惜英雄，亦是英雄杀英雄，敬你，惧你，害你，惜你，皆是本心。

历史没有假设，因为没有意义，但是假设起来确实很有趣。若隆庆多活几年，高拱之成就定会更大，张居正的名声则会更小，只不过历史选择了张居正，张居正亦书写了比高拱更为璀璨的历史。而“隆万大改革”是张高二人共同的政治遗产，基础与良好的大环境是高拱打下的，历史不会忘记高拱。写此文不是为了贬张扬高，而是以前较为忽略高拱的贡献与历史作用。高拱在张居正之前柄政是必然的，是不可或缺的，他和张居正有着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二人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殊途同归，若是黄泉相见，或可共走一程。